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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下的两代人: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时间:2020-04-21 14:48 点击:
赵雍的房间WIFI信号不好,因此他总是在客厅学习,他的爸爸妈妈也在这里处理工作事务,他开玩笑地说,自己和他们“相互打扰”。

原创 吴坤强等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

疫情下的两代人: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作者 | 吴坤强 石强 李欣宸
责编 | 张立榕
美编 | 谢雨杉
排版 | 黄睿宝
2020年2月24日,气温有些低,清华大学的学生万东墙的家乡下着很大的雨。今天他要把父亲送上开往远方的车。尽管这种送别的场景再熟悉不过,但以往的千百次相送,都是父母看着他离去。这是他第一次送别父亲。
他看着父亲将两大包衣物塞进车里,坐到驾驶座,即将开始又一次单程125元三小时的下乡路程。只是这一次,因为疫情的影响,一路畅通,没有收费。
看着那辆车渐行渐远,车轮驶过湿淋淋的地面,在水中划出两道痕迹来,溅起了些微的水花。父亲的车已经看不见了。万东墙在雨中又站了一会儿,发现自己早已湿了眼眶。
疫情未了,复工伊始。今天正是他父亲返回扶贫一线的日子。

疫情下的两代人: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“他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”
万东墙觉得,父亲的工作与这次“抗疫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虽然不是医护人员,但他同样“奔走”在抗疫的“云一线”。
而长期住校的他,也因这次长期宅家的契机,目睹了父亲工作的所有:繁杂,细碎,还有一丝不苟。
万东墙的父亲是西部地区的一名基层扶贫干部,在疫情变得严重时,那里也是重灾区之一,因此父亲彻底居家,依靠电话办公。可是,工作压力并没有因为不用出门而减小,反而因为要兼顾抗疫与扶贫,他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。
作为扶贫一线干部,万东墙的父亲在疫情初期及时、全面地统计农村疫情信息,落实多个上级部门各种文件的精神,完成大量繁杂的任务。特殊时期,所有的事都需要重新部署,当务之急便是与农村定点帮扶对象取得沟通,减少他们对于政策的不理解之处。挨家挨户打电话是唯一的沟通方式,解释、询问、记录、反复确认、再三叮嘱……不可避免地,效率比往常要低一些。万东墙说,那几天,父亲的手机几乎不离手。
而在疫情得到一定控制、周边情况好转之后,父亲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次疫情对基层扶贫工作的负面影响。例如要保证村里孩子的网络通讯,以免他们的线上学习受到影响。此外,即使是在家办公,也要和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访谈,召开驻村工作组电话会议,探讨村子的脱贫进度,部署好疫情防控阶段春耕、畜牧业等方面的后续安排,尽可能避免发生因疫情而导致的返贫。

疫情下的两代人: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尽管做足了各种准备工作,但父亲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。由于当地农村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,市区为重灾区,因此如果想要进入农村,首先应隔离14天,但工作的紧迫性并不允许,实际条件也不充足。另外,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让干部重返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,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有所迟滞,相关政策的落地难度加强。因此,当万东墙的父亲看到相关精神的指示时,第一反应不是害不害怕下基层,而是不知道具体该怎样做。
看着父亲一边电话不停、手机不离身,一边为贫困村的防疫情况着急,很快又要下乡走访贫困户,亲自摸索各种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……万东墙不由得感慨,作为基层干部,“冲锋陷阵”是父亲工作的常态。而如今,父亲和家人半个月的两地生活即将开始,万东墙是理解的;父亲也早已学会了“耐得住寂寞”。
感慨也好,理解也罢,可当真正要送别暂时离开的父亲时,再多的理解,还是化作了脸上流淌而过的,雨水,混着泪水。
“工作压力下的中年”
当万东墙发觉疫情让他和父母分离生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遇时,社科学院的本科生邬有也觉得,这次意外的漫长假期,给了他近距离观察母亲工作的机会。一个多月的相处带给他最大的感受便是——“爸爸妈妈老了”。
邬有的父亲工作特殊,在正月初三便已去往外地,因此将近两个月以来,都是邬有和母亲两人共同生活。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国企的会计,主要负责企业的资产管理等工作,撰写报告、制作表格是家常便饭。由于他家所在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,五个星期以前母亲的单位便复工了。据邬有描述,一开始母亲去上班还要检查出入证,时刻带着单位证明,丝毫不敢大意;而现在已几乎和以往无异。
三月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,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母亲的工作不算很忙,早上八点上班,晚上九点至十点左右回家,偶尔忙的时候回家还要继续加班工作。正是疫情期间母亲的一次加班,让邬有强烈地意识到,母亲的记忆力和精力相比以前有了很明显的衰退。
邬有回忆,那一天母亲回家有些晚,到家后却还要修改手头的一份报告。母亲向他抱怨说自己太累了,改不动,让邬有帮忙看看。
“我就答应帮我妈改了。”邬有说,“其实也没啥,就是调调字号,改一下错别字,检查看看逻辑关系顺不顺,有没有哪里需要重新搭框架,有没有先写必要性再写可能性,考虑一下哪里需要分点陈述、哪里需要引用法律法规、哪里需要分析案例之类的。”

疫情下的两代人: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邬有半开玩笑地说,他觉得修改报告不是特别难,自己可能只需要20分钟左右;但是母亲上了年纪,就会觉得比较难,需要改一天甚至两天。而且由于母亲记忆力下降,“老记不住事儿”,更是使得同样一份工作需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“时间过得真快,他们真的老啦。”邬有不禁感叹。
不止是邬有,赵雍同样感受到了处于中年期的父母所面临的工作压力。
“我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确实进入了后半段,他们可能再过十年就准备退休。”他说。
赵雍的母亲从事人力资源工作,之前在一家传统的国企,两年前才调到如今的职位。据母亲的说法,现在她所在的领域与“智能制造”密切相关,面临着许多民间资本的竞争,因此单位管理较为灵活,也更强调效益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公司效益不好,或管理层有了新的制度安排,老员工被年轻员工取代的可能性很大。在最近和他的交流中,母亲就曾表示过,自己对于“会不会失业”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;而这种担忧,在平常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压力。
“工作意味着这种压力,可能我原来很少感受到。”赵雍坦言,“即使知道我毕业后就要工作,但压力的话,之前可能只是想想而已,并没有现在感觉强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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