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下的两代人：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原创吴坤强等清华大学清新时报

疫情下的两代人：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作者 | 吴坤强石强李欣宸
责编 | 张立榕
美编 | 谢雨杉
排版 | 黄睿宝
2020年2月24日，气温有些低，清华大学的学生万东墙的家乡下着很大的雨。今天他要把父亲送上开往远方的车。尽管这种送别的场景再熟悉不过，但以往的千百次相送，都是父母看着他离去。这是他第一次送别父亲。
他看着父亲将两大包衣物塞进车里，坐到驾驶座，即将开始又一次单程125元三小时的下乡路程。只是这一次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一路畅通，没有收费。
看着那辆车渐行渐远，车轮驶过湿淋淋的地面，在水中划出两道痕迹来，溅起了些微的水花。父亲的车已经看不见了。万东墙在雨中又站了一会儿，发现自己早已湿了眼眶。
疫情未了，复工伊始。今天正是他父亲返回扶贫一线的日子。

疫情下的两代人：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“他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”
万东墙觉得，父亲的工作与这次“抗疫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虽然不是医护人员，但他同样“奔走”在抗疫的“云一线”。
而长期住校的他，也因这次长期宅家的契机，目睹了父亲工作的所有：繁杂，细碎，还有一丝不苟。
万东墙的父亲是西部地区的一名基层扶贫干部，在疫情变得严重时，那里也是重灾区之一，因此父亲彻底居家，依靠电话办公。可是，工作压力并没有因为不用出门而减小，反而因为要兼顾抗疫与扶贫，他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。
作为扶贫一线干部，万东墙的父亲在疫情初期及时、全面地统计农村疫情信息，落实多个上级部门各种文件的精神，完成大量繁杂的任务。特殊时期，所有的事都需要重新部署，当务之急便是与农村定点帮扶对象取得沟通，减少他们对于政策的不理解之处。挨家挨户打电话是唯一的沟通方式，解释、询问、记录、反复确认、再三叮嘱……不可避免地，效率比往常要低一些。万东墙说，那几天，父亲的手机几乎不离手。
而在疫情得到一定控制、周边情况好转之后，父亲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次疫情对基层扶贫工作的负面影响。例如要保证村里孩子的网络通讯，以免他们的线上学习受到影响。此外，即使是在家办公，也要和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访谈，召开驻村工作组电话会议，探讨村子的脱贫进度，部署好疫情防控阶段春耕、畜牧业等方面的后续安排，尽可能避免发生因疫情而导致的返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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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做足了各种准备工作，但父亲还是遇到了许多困难。由于当地农村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，市区为重灾区，因此如果想要进入农村，首先应隔离14天，但工作的紧迫性并不允许，实际条件也不充足。另外，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让干部重返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有所迟滞，相关政策的落地难度加强。因此，当万东墙的父亲看到相关精神的指示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害不害怕下基层，而是不知道具体该怎样做。
看着父亲一边电话不停、手机不离身，一边为贫困村的防疫情况着急，很快又要下乡走访贫困户，亲自摸索各种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……万东墙不由得感慨，作为基层干部，“冲锋陷阵”是父亲工作的常态。而如今，父亲和家人半个月的两地生活即将开始，万东墙是理解的；父亲也早已学会了“耐得住寂寞”。
感慨也好，理解也罢，可当真正要送别暂时离开的父亲时，再多的理解，还是化作了脸上流淌而过的，雨水，混着泪水。
“工作压力下的中年”
当万东墙发觉疫情让他和父母分离的生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遇时，社科学院的本科生邬有也觉得，这次意外的漫长假期，给了他近距离观察母亲工作的机会。一个多月的相处带给他最大的感受便是——“爸爸妈妈老了”。
邬有的父亲工作特殊，在正月初三便已去往外地，因此将近两个月以来，都是邬有和母亲两人共同生活。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国企的会计，主要负责企业的资产管理等工作，撰写报告、制作表格是家常便饭。由于他家所在的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，五个星期以前母亲的单位便复工了。据邬有描述，一开始母亲去上班还要检查出入证，时刻带着单位证明，丝毫不敢大意；而现在已几乎和以往无异。
三月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，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地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母亲的工作不算很忙，早上八点上班，晚上九点至十点左右回家，偶尔忙的时候回家还要继续加班工作。正是疫情期间母亲的一次加班，让邬有强烈地意识到，母亲的记忆力和精力相比以前有了很明显的衰退。
邬有回忆，那一天母亲回家有些晚，到家后却还要修改手头的一份报告。母亲向他抱怨说自己太累了，改不动，让邬有帮忙看看。
“我就答应帮我妈改了。”邬有说，“其实也没啥，就是调调字号，改一下错别字，检查看看逻辑关系顺不顺，有没有哪里需要重新搭框架，有没有先写必要性再写可能性，考虑一下哪里需要分点陈述、哪里需要引用法律法规、哪里需要分析案例之类的。”

疫情下的两代人：当分离的两种生活相遇

邬有半开玩笑地说，他觉得修改报告不是特别难，自己可能只需要20分钟左右；但是母亲上了年纪，就会觉得比较难，需要改一天甚至两天。而且由于母亲记忆力下降，“老记不住事儿”，更是使得同样一份工作需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他们真的老啦。”邬有不禁感叹。
不止是邬有，赵雍同样感受到了处于中年期的父母所面临的工作压力。
“我感觉到他们的职业生涯确实进入了后半段，他们可能再过十年就准备退休。”他说。
赵雍的母亲从事人力资源工作，之前在一家传统的国企，两年前才调到如今的职位。据母亲的说法，现在她所在的领域与“智能制造”密切相关，面临着许多民间资本的竞争，因此单位管理较为灵活，也更强调效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公司效益不好，或管理层有了新的制度安排，老员工被年轻员工取代的可能性很大。在最近和他的交流中，母亲就曾表示过，自己对于“会不会失业”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；而这种担忧，在平常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压力。
“工作意味着这种压力，可能我原来很少感受到。”赵雍坦言，“即使知道我毕业后就要工作，但压力的话，之前可能只是想想而已，并没有现在感觉强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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